主流的悲观论调宣称情况正在越变越糟，但他们已经这么说了整整两百年。

　　20世纪60年代人口爆炸和全球饥荒令人忧心忡忡，70年代对资源枯竭的担忧之声甚嚣尘上，80年代酸雨来了，90年代轮到瘟疫。21世纪初，全世界为全球变暖集体焦虑。可是，这些恐慌（除了最后一个）全都来了又走了。人类只是运气太好吗？

　　再看看实际情况。食品供给、收入和人均寿命步步走高，疾病、儿童死亡率和暴力事件轮番下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确实变得更便宜了：继亚洲摆脱贫困之后，非洲也跟上了它的脚步；互联网、手机和集装箱运输前所未有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生活实际上越变越好，全球皆然。

　　这本大胆的书涵盖了人类的整个历史，从石器时代说到互联网，从旧制度的积重难返讲到蒸汽机的发明，从新近的人口爆炸谈到气候变化可能的后果。天灾人祸固然必不可免，但多亏了人类发明创造的无穷能力，21世纪必将实现巨大的经济繁荣。

　　该书不光阐述了情况怎样越变越好，还解释了原因。繁荣来自人人为人人效力。始于十多万年前的交换和专业分工习惯，创造出了加速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集体大脑。

　　作者马特·里德利，著名科普作家、牛津大学动物学博士，曾任《经济学人》专栏编辑。著有多部获奖作品，包括《人类基因组》、《灵敏基因》、《红色皇后》等。目前居住在英国。

　　这应该是我在2012年到来之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2012，世界末日，想想都让人……让人什么呢？我觉得，是让人兴奋。是的，兴奋。人类似乎对末日总有一种偏爱。几千年来，“人类的灾难即将到来”的说法层出不穷，无数的人在想、在说、在听、在说关于灾难来临的问题，而所有的人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都处于一种兴奋状态。这种兴奋状态来自于两个方面，从积极面说，对于灾难来临的兴奋状态可以让人们更警觉，警觉自然就会兴奋；而从消极面来说，人们对现实不满，尤其是对某种不公平不满，于是就寄希望于末日来摧毁这个让人不满意的世界。

　　对末日论的偏爱是某种人性所致，同样，对现实的不满更是一种人性。偏爱末日可能只包括一部分人，但是对现实的不满可能就是所有人的共性。正如《理性乐观派》这本书里所说，几乎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鄙视下一代人同时又拼命地怀念过去。我认为实际上，对下一代不抱希望是因为下一代比我们过得更好，所以我们就会认为他们根本就吃不了我们所吃的那种苦，然而前提是他们是不是一定需要把我们吃过的苦再吃一遍？而怀旧情节其实更荒谬，看看我们都怀念些什么吧：我父亲那代人怀念一年只吃一顿饺子的满足感，而我们这代人则怀念五分钱一根的冰棍。其实这种怀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太容易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满足频率的增加会让我们觉得满足程度在下降。说到底，这种情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吃饱撑的！

　　吃饱的人同样会产生悲观主义，甚至会更强。这一点叔本华就已经论述过。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你现在的生活和你十年前的愿望差了多少，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发现其实现在过的就是十年前最想要的那种生活，然而我们却比十年前还要抱怨也更悲观。

　　这里需要说的是，我本人并不反对悲观主义，甚至还是悲观主义的支持者。人类是通过千难万险才走到今天的，悲观主义从人类还在树上的时候就在提醒我们规避风险。然而就如同《理性乐观派》的作者马特·里德利宣扬自己是一个“理性”乐观派一样，如果做一个悲观主义者也应该做一个“理性”的悲观主义者。

　　然而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处于一种非理性的悲观主义当中，这种非理性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因噎废食，二是全盘否定。

　　因噎废食，主要表现在发展上。国际上不希望中国发展、不希望中国人民富裕的想法或公开或隐秘，随处可见。公开的还好说，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伪，比如曾经轰动世界的《谁来养活中国》，现在就沦为一个笑话；而隐秘的不仅很难反驳，甚至还会批着一层“为全人类着想”的彩色外衣，比如所谓的“碳排放”。

　　我生活在中国东北，到了冬天奇冷，我坐在床上用笔记本电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室外的温度是－28℃，如果东北不烧煤取暖（空调所用的电也是烧煤的），我真不能想像我们会有怎样的生活，烧木柴？更环保？或者就像《理性乐观派》里所说的那样：“倘若农村因为无法使用化石燃料供应的电力，令孩子死于室内烟尘，这跟孩子死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洪灾又有什么区别呢？两者同样是悲剧。”同样是悲剧，就像饿死和噎死，但是饿死是不是比噎死更残忍些呢？

　　全盘否定也是非理性悲观主义里的有生力量。这种悲观主义更多的是以一种怀旧的面目出现的。今天稍有不如意就想退回到过去。然而这种想法其实不过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记忆错觉。我们的记忆筛选了很多琐碎的东西，留下来的精华就变得异常美好。然而，你真的愿意回到过去吗？至少我是不愿意，我甚至都不愿意回到一年前的今天，那时候我还没有笔记本电脑，写作相对来说是一件苦差。

　　所以说，悲观主义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非理性的悲观主义。反过来看，如果能够在理性的基础上变成乐观主义就更好。《理性乐观派》的基础就是“理性”，这种理性并非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科学。作者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讲述了人类的经济进步史，并且在这科学的基础上得出了乐观的结论。

　　实际上，作者的理性乐观概括起来可以浓缩为一个时髦的词共享。这种共享从生活必须品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网络资源。也正是人类懂得共享，才会进步如此之神速。而也正是因为人类懂得共享，所以人类的前景就应该是越来越乐观而不是相反。因为共享带来了人类的进步，所以所有共享的敌人都是人类进步的敌人，比如大政府，比如大企业，比如不明的产权。当然也包括非理性的悲观主义。假如我们都放下成见，冲破所有共享的阻挠，凭借人类整体的智慧，即使是有理由的悲观论调仍然可以迎刃而解，更何况是非理性的悲观主义呢？

　　2012的末日论只不过是一部戏剧。我们今天悲观的预言还是会被我们的后代嘲笑，就像我们现在嘲笑上个世纪初对科学已经走到尽头的预言一样。

　　这个时代，其实真的很美好，我们应该感到满足，踏实地活在现在，更应该相信未来，并为未来喝彩。